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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团聚移民

2019-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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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2007年,一位T女士提交申请希望担保她的配偶C先生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同年11月申请被移民上诉部门(下称 IAD)拒绝。T女士向联邦法院提出了上诉,要求撤销IAD的处理决定——然而,她却拒绝提交证据、逃避庭审;之后,T女士和C先生的孩子出生了……



案例背景


T女士的目的是通过加拿大的配偶团聚项目担保C先生获得身份,而申请被拒绝的原因是,在T女士作为新移民登陆加拿大时并未将C先生列为不随行家庭成员(Non-accompanying family member),也没有接受检查。加拿大的“移民和难民保护条例”(下称 “条例”)的第117(9)(d)中明确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国民C先生不符合家庭团聚类移民(配偶团聚属于其中一种)的要求。参考上述因素,IAD的官员认为C先生只是T女士的普通法伴侣(Common-law Partner)。


T女士对IAD的这一决定提出了上诉。随后,IAD向她发信进行了确认,并通知她提交相关证据、要准时参加听证会,然而她却没有提交任何材料和证据——这会导致上诉听证会无法如期举行。当时的资料显示:“T女士请求了另一次提交书面证据的机会”。随后,法庭通知了新的听证会日期。然而T女士还是没能提交任何证据。根据IAD的相关规定,审理人员于2008年9月开始着手处理这一上诉。



上诉审查与分析


上诉人T女士曾告知签证官她与C先生在2002年8月到2006年5月期间同居;可是这一点没有在T女士申请永久居民时的文件中体现,而C先生自然没有被官方审查过。这也是他们的配偶团聚申请被拒绝的主因。负责上诉申请的审理人员研究了之前的文件证据,认为C先生被排除在团聚类移民的范围之外。近一步的,根据“条例”第65条,T女士也无权获得酌情减免或救济。


值得一提的是,T女士在此之前并未对签证官的判断提出过质疑。她的律师的解释是,她没有提交证据和出庭是因为彼时她的居民身份正在接受调查,以确定她是否因为隐瞒和C先生的关系而被“惩罚”。然而法庭的看法是,律师的说辞纯属臆测,并没有任何证据和理由能支持这一点,而且尽管她的身份尚在接受审查,但这并不妨碍她出席庭审,更不能解释她拒绝提交证据的行为。有趣的是,2013年4月,T女士为C先生提交了第二份团聚移民申请——不同的是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这次申请同样遭到了拒绝,理由和之前的一样,也就是说,C先生并不符合配偶团聚移民的要求。

 

根据审理人员的仔细分析发现,在T女士申请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时她和C先生甚至不是普通法伴侣的关系,C先生只是租住在T女士家中、和她哥哥共处一室。无论以何种方式推测,他们至多是男女朋友关系。



最终裁决

法院认为本案件的焦点是既判力原则问题。


T女士特别强调,2013年的第二次团聚申请不应被一概而论,因为他们的孩子出生了。然而审理人员认为,尽管孩子的诞生改变了他们的家庭成员构成,但是不会改变本质问题。一旦她的申请被接受,那么每次他们生育一个孩子,她都能为此递交一份新申请——这无疑是荒谬的。而若希望IAD能实行自由裁量权,显然要满足许多复杂的条件和限制——T女士的情况并不是其中之一。

 

由T女士的律师提交的材料中看,她也承认IAD对第一次申请的判决是合理的、符合程序公正原则的。综上所述,得出“C先生不符合C先生不符合家庭团聚类移民的要求”的结论是既判力适用的。



最终,法院的判决是:驳回上诉申请,维持原定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