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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真实性4

2019-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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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摘要


G女士曾被加拿大移民处下达了排除令(Exclusion Order),这是遣返令的其中一种。移民处的官员是根据加拿大“移民和难民保护法”(简称“保护法”)中第40(1)(a)条做出的决定,理由是G女士故意做出虚假陈述(Misrepresentation)——这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随后G女士提出了司法审查的要求。



案例背景


申请人G女士,中国公民,现年35岁。2008年初,G女士来到加拿大并与某男士J先生缔结了婚姻。这位男士遂即担保她拿到了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身份。然而这段婚姻仅维持了不足两年,他们于2010年1月离婚了。2010年4月她遇到了某L先生,后来还成为了她的第二任丈夫。L先生在进入加拿大之际便开始申请难民身份,然而2011年10月他的难民申请被拒绝了。尽管如此,同年11月他们还是结婚了,婚后还育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和一个女儿。

 

2012年8月,申请人G女士开始为现任丈夫L先生申请配偶担保移民。然而这竟引发了官方的怀疑:G女士曾因为第一次婚姻获得永居身份,但是这次婚姻是否真实可信呢?在G女士提交给加拿大边境服务署(简称CBSA)的材料中,她仔细回忆了第一次婚姻的情况:婚姻初期的亲密和浪漫很快被瓦解了,她的前夫J先生经常对她品头论足、指责她不会化妆打扮等。结婚三个月后他便将G女士赶出了自己的公寓。


在G女士接受相关部门的聆讯时,她仍坚称自己第一段婚姻是真实的,她能说出恋爱细节、婚礼情况、新婚生活以及关系破裂的过程。不过在场官员随即得到的结论是,她的第一段婚姻只是她获得加拿大永居身份的手段,并非真实可信的。



上诉与审查


按照IAD做出的判定,G女士因她的“虚假婚姻”被要求遣返回原籍。G女士对于这样的结论显然无法作罢,她向上级部门提交了上诉申请,并且委任一名律师作为代表出庭。在庭审中,G女士方面承认她在之前的聆讯中撒谎了——她向J先生支付了5万加币,建立了虚假的婚姻关系,并通过此渠道获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

 

G女士对于自己过去的谎言供认不讳,她也没有质疑IAD对她下达的排除令(Exclusion Order)的合理性,但是,她请求法院能鉴于人道主义和同情原则(H&C)考虑撤销排除令。然而这绝非易事。虽然加拿大移民法律中素来有“人道精神”的说法,但是G女士不仅有过虚假婚姻关系,还在宣誓陈词中撒谎,这使得移民部门无法信任她。

 

按照H&C的标准流程,首先由IAD对该案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分析:

 

a、G女士的虚假陈述(Misrepresentation)行为非常严重,而且她对于现在承认欺诈婚姻的理由是无法被接受的:她声称她只是想为孩子树立诚实的榜样;

 

b、虽然G女士对之前的谎言表示了悔意,但是这不被官方接受,认为她并不是真心悔悟。做出这种推测的依据是:1)她曾试图将责任转嫁给她的父母,因为她说是父母为她支付了“假结婚”的5万元费用;2)她后来承认她是出于自私和恐惧才承认错误的;

 

c、IAD发现G女士从没与在加拿大长期全职工作过,只有零散的打杂经历,也没有多少个人资产;

 

d、G女士的现任丈夫L先生提出,如果他们夫妻二人中任一人被遣返回国,那么另一人也会带着孩子一同回去。因此IAD认为,他们的家庭不会因此分崩离析,G女士的排除令不会对亲属产生不利影响;

 

e、G女士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中国,如果她必须返回中国,那也不会有生活及情感上的困难。

 

而现在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G女士一旦被遣返,是否会对“儿童的最大利益”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是否可以和上面的因素抗衡?IAD在分析后指出,G女士一家在返回中国后并不会对孩子的身心造成影响,并且她在中国的父母还可以经济上支援她。因此IAD认为儿童的最大利益并不是一个让人信服的考虑因素。

 

然而法院却给出了不尽相同的解读——IAD对于“儿童的最大利益”这一因素的评估不够合理

 

1)G女士的大儿子患有先天兔唇,在2012年初进行了首次手术,之后还会有数次手术。医院建议继续在加拿大的同一家医院接受手术;

 

2)孩子们并非出生在中国,而此前的一些证据显示,孩子们返回中国后很可能在获取公共教育和医疗保险方面都会遭遇困难;

 

3)曾有一份医院证明显示G女士的大儿子还患有某种语言障碍。突然改变生活环境很可能不利于他的病情。



最终裁决


G女士的虚假婚姻和反复的谎言是应当被谴责的,然而根据“移民法”第67(1)(c)条:


67(1)如果要准许一项上诉,移民上诉部门(IAD)必须确认满足以下条件:

 

(c)……受到案件直接影响的儿童的最大利益要被纳入考虑中;在权衡分析案件的方方面面后如果满足人道主义和同情的因素(H&C),那么应给予特别救济。

 

从来没有人断言说儿童的最大利益是压倒性的、决定性的H&C因素,但是法院仍视其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将儿童的利益削减到最低限度是不符合加拿大H&C的传统和精神的。


因此,法院的最终裁决是:


1、上诉申请获得准许;

2、将移民申请打回IAD进行审核,要求重新考虑排除令(Exclusion Order)的合理性。